在蒲皓琳的促成下，1985年开始，外交学院和巴黎政治大学开始了学生交流与合作。“第一年是三个中国学生加一位老师到巴黎政治大学学习，同时外交学院也招收了一些法国留学生。”蒲皓琳便是其中之一。“我在外交学院度过了很有意思的一年，至今都印象深刻。”

“小时候起，祖母和父亲就会给我读关于中国的故事，比如我的祖母给我讲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故事。”幼年蒲皓琳显然不能想象，很多年后，她真的会和一个来自杭州并且家在西湖边的中国人结婚。

对于巴黎即将举行的2024夏季奥运会，蒲皓琳表示，“在法中建交六十周年这样特殊的年份，举办奥运会是很重要的时刻，非常希望有更多中国朋友可以借此机会去法国旅游，观看巴黎奥运会。”

1984年，蒲皓琳作为法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实习生来到北京。一次翻译任务，把她带到了中国的外交学院。她发现，“这里的学生对我带来的法文书特别感兴趣，而且从未离开过中国的学生和老师们的法语口语却非常流利，发音很地道，我觉得这个大学太有意思了！”

好奇心驱使着蒲皓琳于1995年先后在北京创建了《解放报》驻华记者站、《观点》周刊驻华记者站，“当时法国在华的媒体只有两家，不足以了解中国的全部。”蒲皓琳决定用自己的眼睛看中国，用客观的话语向法国讲述中国。而在她的记者生涯中，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，在她的记忆长河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蒲皓琳在书中较为客观地描述了中国现状，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关注。蒲皓琳认为，“任何关注国际形势的读者都有足够的能力分辨事实与揣测。”

“如果让我形容现在的法中关系，我想我和我先生就是最好的典范。我们就是法中关系的缩影。”蒲皓琳对两国关系做出了一个亲切的比喻。

1964年，中法两国正式建交。1988年，蒲皓琳成为一名法国外交官。“那时候我的工作是和法国总统及外交部长一起出访，他们去哪儿我去哪儿。”蒲皓琳的足迹走遍世界各地，“大部分阿拉伯国家、俄罗斯、南美国家等，我都曾去过，但我还是对中国最感兴趣。”

于是，蒲皓琳萌生了促成外交学院和法国大学进行学生交流的想法，“能不能跟我的母校巴黎政治大学合作？”她先询问了外交学院的老师们，“没想到他们表达出了很强烈的意愿。”

20世纪80年代，蒲皓琳穿梭于巴黎与北京之间，她惊讶于中国人对法语、法国人民及文化的认知，“我感受到当时中国跟法国人民对于对方的认知可能是不准确的，我们对对方的了解以及想法中包含了很多各自的价值观，我想帮助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更好、更真实地了解对方。”

蒲皓琳说：“虽然今天的法中关系已经是全世界国际关系里非常好的案例，但不论是中国或法国，双方都可以增强自己的沟通技能。”她建议，双方在沟通时，可以更多运用能让对方理解的语言及方式，促进两国友好，“就像我今天选择用中文接受采访一样。”

直至今日，外交学院与巴黎政治大学仍保留着良好的校际关系，巴黎政治大学驻华负责人仍然常到外交学院进行招生宣讲，邀请更多中国学生赴法留学。

“艺术作品有时候比文字或活动更能够直接触达人的情感，这种情感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语言本身。”多年来，蒲皓琳夫妇一直在持续推动中国与法国之间的艺术交流，促进两国人民的感情共鸣。

蒲皓琳的丈夫程昕东是一位当代艺术领域的杰出工作者，由于妻子的原因，他也会参与两国在文化、艺术领域的相关活动并促进双方交流。

蒲皓琳(Caroline Puel)，曾任法国《观点》(Le Point)周刊驻华记者、法国新闻界最高奖项“阿尔伯特•伦敦奖”(Prix Albert Londres)获得者。蒲皓琳女士于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，从事外交及新闻工作多年，并潜心写作，出版《改变中国的三十年》(Les trenteans qui ontchangéla chine》)等法文著作，致力于让更多法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。

加拿大2.8官网法国作家蒲皓琳(Caroline Puel)因建立法国《解放报》驻华记者站、担任傅雷翻译出版奖常任评委而被人们所熟知。在这些身份之外，她还是中国媳妇，也曾是中国的外交学院学生、法国驻华记者。近日，蒲皓琳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分享其在华40年的多重人生，以及她眼中的中法关系变迁。

蒲皓琳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感整理成文章，编辑成书稿，在法国出版发行。“我不是第一个从客观角度看中国的人，但在工作中，我始终秉持着追求事实的价值观。”

北京时间2001年7月13日晚，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。“晚上十点零八分，我听到北京胡同里传来阵阵欢呼，大家纷纷走出家门，走上街道，脸上笑着，嘴里喊着，我跟随着他们一路走到了天安门广场，人们在这里聚集，庆祝这一值得被纪念的骄傲时刻。”蒲皓琳回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