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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信”一般是指信实，涉及到“诚”的概念。《易经》很多卦中谈到“有孚”，代表诚信、讲信用。《中庸》几乎每一章都在讲“诚”。“诚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在道德行为的实践过程中，自己要去做到，别人才会感受得到。因此，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“诚”的时候，才能够有《孟子》所谓的“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”。

“智”是一种分辨道德是非、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，指的是知行的恰当性。人的言行举止合乎伦常的要求，是由于“智”的作用，先规而后为之，就是指“智”的辨别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力。

“礼”代表外在形式到内在的一种自我显发，不只是外在的礼节仪式，更多是来自于内在的本质。中国人常把“礼”“乐”放在一起讲，“乐”代表一种“和”的概念，自我与外界的相和。中华文化是非常重视礼乐教化的。

陈福滨：我认为，中华文化最棒的地方就是孟子说的“仁者无敌”。中国的发展，不会对别的国家构成威胁；所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是带动地方的繁荣，以及国与国之间互相协调与互助。而西方一些国家的观念不一定是这样。历史上，帝国主义在经济、政治等领域侵略别国，还美其名曰帮助弱小地区，事实上是在制造战争，并没有对世界和平真正作出贡献。16世纪以后的西方，为了扩张领土而掠夺他国的财物、资源，让自己不断强大，而中国从未有过这种行为。

8868体育中华文化的伦理观，与西方文化的伦理观有何异同？对当下的中国和世界有何意义和价值？在近日举办的首届武夷论坛期间，台湾辅仁大学原文学院院长陈福滨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分享了其对中华文化伦理观的理解与思考。

如何发扬中华文化，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汉语的使用，否则中华文化的发扬还只存在于华人世界。语言可以沟通和转化经验，如果我们通过外交、学术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，扩大中文的影响力，自然就会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。

“仁”这个字从二从人，字面的解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，是一种人际关怀。《周易·乾·文言》说：“元者，善之长也，亨者，嘉之会也。利者，义之和也。贞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乾元亨利贞。”

中新社记者：2023年3月，中国向世界发出了全球文明倡议。我们应如何从中华文化的伦理观中汲取营养，和合共生，美美与共？

陈福滨：西方的伦理思想非常重视宗教伦理，从雅典学派到以普罗提诺为奠基的新柏拉图主义，到奥古斯丁，再到中世纪的托马斯·阿奎那，以至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前，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思想，即“神本主义”。后来，人们开始反思，人难道只是为神服务、而不是为人服务吗？从而，人文精神、人本思想被提出，带动整个西方的宗教改革、民族复兴、中产阶级兴起等等。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一方面推动共建国家经济上的合作，一方面也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互鉴与发展，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。(完)

我们中国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，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、孟子，到汉代的董仲舒、扬雄，以至于到宋朝周敦颐、朱熹，明朝的王阳明，儒家思想的体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道统思想，对伦理非常重视，在《孟子》中的体现就是“五伦”，即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君臣有义，朋友有信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代表一种人际关系，其中蕴含着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”，也就是儒家的“五行”。到了汉代，董仲舒提倡“五常”之德，就是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。

陈福滨，台湾辅仁大学原文学院院长，致力于易经、两汉哲学、宋明理学、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，开设有中国哲学专题、两汉哲学研究、中国哲学史、易经、宋明理学等课程，指导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近百篇。主要著作有《伦理与中国文化》《两汉儒家思想及其内在转化》《现代生活哲学》《世界哲学家丛书：扬雄》《智与思》、《晚明思想通论》、《中国文化概论》等。

“义”是对自我的一种要求。孔子告诉我们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。面对他者的时候，自己该怎么去做？孔子说，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；孟子说“舍生取义”；董仲舒结合这些概念，讲要“义利两养”，重义也要重利；宋理学家，包括朱熹、陆象山、王阳明等，也都对此做了很多诠释。当我们面对国家社会，当然就是要舍生取义，这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个伦理的观念。

几千年来，中国人几乎都是以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这几个字诠释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。同时也不断地延伸，比如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、平等等，其实都是中华文化中很重要的伦理道德的一环。

陈福滨：从古书典籍来看，早期是从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，以至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这一系列传统儒家思想核心载体建构了中国重要的伦理观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经过长时间历史演变。及至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，兼采阴阳五行学说，建立一套新的儒学体系，并依此建构他的伦理思想。

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以其天道观与人性论为基础。他认为，履行社会之道德规范，就是人性符合上天意志的表现。其伦理思想，是以作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天为根基。因此，伦理行为之合理化，都必须法天，法天也就是效法阴阳、四时、五行。及至宋明理学发展的伦理思想，影响绵长。

而中华文化的伦理观拥有不同的走向，中国人所注重的信仰，就原始民族的信仰而言，比如对祖先、对鬼神、对自然、对实物、对图腾等的崇拜，不像西方以宗教信仰像“金箍咒”一样箍起来。中华文化通过“家”文化的血缘亲情伦理关系，构建出孝道文化的伦理观。所以，我认为中华文化伦理观的自由度相对地比西方更扎实。

同时也要从翻译着手。在中国的古今典籍中，西方世界读得最多的是《老子》，而“四书”并没有像《老子》那么在国外盛行。我觉得只有把中国重要的经典，翻译成让西方人更能够读懂的文本，中国文化的伦理观才能够进入到整个世界。

所以我认为，中华文化中和平、世界大同的理想，绝对优于西方文化。西方文化更多是对立的、尖锐的，而中华文化却是和谐的、平等的。整个西方文化中最缺乏的素养就是这种“仁者无敌”的和平、善良的心。

可见，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“仁”的概念。“仁”就是“一体之仁”，不但对自己，对他者如家人、朋友、师生，都要有“一体之仁”，才有可能做到孟子所说的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伦理，是人际关系的关怀。

陈福滨：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有一定的影响，但就我的观察，目前这些影响比较集中在学者当中，可能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从而影响到区域的整体文化发展。同样地，中国文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。